稀如星风的乾隆版《长泰县志》

《长泰县志》之县境图(tú) 清乾隆版《长泰县志》6册，白纸精印，线装，尺寸为(wèi)27．3厘米×17．2厘米，左右双边，半页10行，行20字，小字双行；初印之品，开本宏阔，墨优纸佳，行款舒朗(shūlǎng)，笔画(bǐhuà)爽利，镌刻精雅，墨黑如漆，字大行宽(kuān)，加之版面清爽雅洁，读来赏心悦目。 长泰现为漳州市(zhāngzhōushì)长泰区。20世纪80年代，当地曾(céng)收集到(dào)两种明朝嘉靖(jiājìng)年间(niánjiān)编撰的《长泰县(zhǎngtàixiàn)志》（胶卷），可惜都残缺不全。如今常见(chángjiàn)的《长泰县志》大都是民国二十一年（1932年）漳州三川印书馆翻印本或1947年郑丰稔编纂的《长泰新志》。而乾隆版(bǎn)《长泰县志》在海内外各公藏机构不多见，目前可以查询到北大图书馆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、天津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以及台湾的博物馆有藏。民国期间，福建协和大学图书馆曾藏有一套乾隆版《长泰县志》，目前不知是否存在。 此志为(wèi)(cǐzhìwèi)乾隆十五年（1750年）张懋建在长泰知县任上主持纂修，在明嘉靖(míngjiājìng)初志、清康熙续志基础上参稽增补。乾隆十五年（1750年）春，张懋建聘请曾任翰林院编修的(de)平和人赖翰颙到长泰任泰亨(rèntàihēng)书院院长，并担任《长泰县志》的总纂。在编纂过程中，赖翰颙坚持“仍旧集新，抚事考信，删繁补缺，候莅政暇(lìzhèngxiá)，亲加笔削而论定之”的原则，为长泰编纂了一部6册12卷近20万字(wànzì)的县志。这部县志史料范围广、内容丰富、记叙(jìxù)全面，为后人研究历史提供了可靠的依据。 赖翰颙能诗善画，在当时享有盛名(xiǎngyǒushèngmíng)。他一生撰写过不少诗文，在家乡第八代宗祠里，还留有他亲笔手书的木刻对联：“祖有功，宗有德，五世之(zhī)馨香未远；子以燕，孙以贻，百年之启佑常新。”在他母亲的家乡平和县芦溪上祖寺庙里，也有他手书石刻联一对：“丰水(fēngshuǐ)东流前溯源头甚远，乙山(yǐshān)背拱后来(hòulái)地少(dìshǎo)更高。”乾隆丁丑年（1757年），皇帝南巡，赖翰颙把平时撰写的诗作编成诗集(shījí)，呈献给乾隆帝并受到赞赏。 《长泰县志》共有首一卷，正文12卷，分12门87目。这种结构清晰地划分了内容(nèiróng)版块，便于读者查找和研究。在内容编排上，此志继承了明万历后志及清康熙(qīngkāngxī)志的内容，对明万历三十三年(sānshísānnián)（1605年）以前的事(shì)直接引用万历后志，对清康熙二十六年(èrshíliùnián)（1687年）以前的事则引用康熙志，并(bìng)增补了此后60余年的事。增加选举、风土二门，风土由原来舆地门风俗目与食货门地产目合并(hébìng)而成，建置改为规制，食货改为赋役。 乾隆版《长泰县志》于乾隆十六年(nián)（1751年）付刊，刊印速度较快(kuài)，反映了(le)当时地方政府对(duì)地方志编纂的重视和效率。所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技术在当时已经相当成熟(chéngshú)，能够保证大量复制，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。作为清代的地方志，其刻印质量较高、文字清晰、版面整洁，这不仅体现了当时印刷技术的水平(shuǐpíng)，也反映了编纂者对志书质量的严格要求。 尤其值得称赞的(de)是书中的长泰八景图，雕版印刷，绘刻细腻(xìnì)精美——亭台楼阁，郁郁葱葱，线条繁复，轻轻抚摸还能感受到纸张上墨迹(mòjì)的凹凸感。 长泰修志始于明朝，至民国年间(niánjiān)先后修过7部县志(xiànzhì)。然而，这7部县志中万历前、后志已佚失无存，嘉靖前、后志也散失不全。现仅有康熙志、乾隆志和民国志三部较为完整，而乾隆版《长泰县志》尤为重要，承前启后(chéngqiánqǐhòu)，又是颇具功力的(de)一部县志。 乾隆版《长泰县志·发凡》中称：“万历乙巳（1605年）以前事直从管志，康熙丁卯（1687年）以前事从续志，核其是非，文其弇陋，更益以后六十余年(liùshíyúnián)事，新旧参稽，栉比援拾。”张懋建(zhāngmàojiàn)在序中云(zhōngyún)：“虽不敢自信一无遗(wúyí)议，而集思广益，可告无过……较之(jiàozhī)丁卯旧志（康熙志），则稍详且慎焉。” 全书比康熙志多出二卷。从内容(nèiróng)看，所定志类十二，曰舆地、曰规制、曰学校、曰赋役、曰典礼、曰兵防、曰秩官、曰选举、曰人物、曰风土、曰艺文、曰杂志，每类各具子目。杂志兵燹一目，载明嘉靖中倭寇(wōkòu)逼城之事甚详，及郑成功据岛招集，亲率众万余来攻(gōng)长泰；清康熙十七年(shíqīnián)（1678年）成功子郑经于五月以(yǐ)巨舰(jùjiàn)攻海澄，六月初十日得之，遂乘胜又来攻长泰，城守(chéngshǒu)黄辉开门导之入。如此类记载，均可资史传以相参证者也。 笔者所见这部《长泰县志》上钤有“抱经楼”“上海徐家汇天主堂藏书(cángshū)楼章”两枚(liǎngméi)递(dì)藏印。抱经楼是清乾隆年间宁波人卢址的藏书楼，卢址“博览嗜古(shìgǔ)，尤喜聚书”，往往以重价购求善本(shànběn)，或辗转借抄，藏书达10万余卷。他在宅旁仿天一阁建筑，建造藏书楼，并取唐韩愈给卢仝诗中“春秋三传束高阁，独抱遗经传终始”之意，以“抱经楼”定楼名。藏书中有(zhōngyǒu)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稿本和(hé)宋刻《开庆四明续志》等珍本秘籍和乡邦文献。清咸丰年间，藏书逐步散佚，至清末(qīngmò)尚存2100余种，1916年被卢氏后人全部出售给上海古书流通处。 学者(xuézhě)周达章、周娴华著《宁波老事体》一书称，卢址的抱经楼在藏书上常钤有(yǒu)“抱经楼”“四明卢氏抱经楼藏书印”。学者曹之在所著《中国古籍版本学》一书中称：“相传民国间，上海(shànghǎi)古书流通(liútōng)处尝伪刻抱经楼等藏书印，且雇钞胥多人，每日以旧绵纸(zhǐ)、桃花纸传抄各书，印其上，悉售善价。”这部《长泰县志》到底是卢址的旧藏，还是上海古书流通处的作伪？需要做进一步(jìnyíbù)的考证。 上海徐家汇天主堂藏书(cángshū)楼又称(yòuchēng)汇堂石室，是法国天主教耶稣会人士在上海创办的图书馆，于(yú)清道光二十七年（1847年）始建。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，徐家汇藏书楼收藏的中文图书达12万册、外文图书达8万余册。中文藏书中最多的是中国(zhōngguó)各地的方志，有2000多种(duōzhǒng)。1956年，徐家汇藏书楼并入上海图书馆。 1935年，图书馆学(túshūguǎnxué)家、文献学家金云铭在当时的(de)第17期《福建文化》上撰文，讲述了参观徐家汇天主堂藏书楼的事。金云铭花费了半天时间，查看后发现福建的方志(fāngzhì)有50多部，其中就有《长泰县志》，只不过(zhǐbùguò)他看到的是民国(mínguó)翻印版，“民国二十一年（1932年）刊，计六册”。而这部乾隆(qiánlóng)版的他却没有提及，可能是“漏网之鱼”。 乾隆版《长泰县(zhǎngtàixiàn)志》因旧时历年匪患(fěihuàn)兵燹，磨灭殆尽，幸得流传者，时至今日，已稀如星风矣。各地图书馆已经难得一(yī)见，甚至有学者将1932年的翻印(fānyìn)本误认为是乾隆版。1935年5月，方志学家朱士嘉的著作《中国地方志综录》在商务印书馆出版。他看到南洋中学图书馆将民国(mínguó)二十一年（1932年）翻印的《长泰县志》写为重修(chóngxiū)本，于(yú)是在书中也(yě)将其列为新志的一种。曾在厦门大学任教的史学家兼翻译家(fānyìjiā)薛澄清看到后，在报上发文予以纠正，文称(wénchēng)：“福建长泰县志，民国二十一年（1932年）的本子是从乾隆十六年（1751年）的本子复印而来的，名为二书，实为一书，鄙人籍属长泰，知当时将旧志交漳州三川印书馆铅印，一共翻印四百部，每部共六册，售洋五元。朱君不知此种事实(shìshí)，误以为民国二十一年（1932年）的长泰县志是续修的，且又误十二卷为二十一卷，又于附录一‘民国所修方志(xiūfāngzhì)简目’，误将此书列入(lièrù)福建省项下(xià)，于是乎，一误，再误，三误矣。” 乾隆版《长泰县志》具有相当重要的版本价值，详细记载了长泰的历史(lìshǐ)、地理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的信息，为研究长泰乃至闽南地区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(dìyīshǒu)资料。可惜，目前对于这一(zhèyī)版本《长泰县志》的关注和研究还不够，没有引起(yǐnqǐ)学者足够的重视。 （作者(zuòzhě)单位：厦门兴才职业技术学院）